陕西是华夏文明最重要、最集中的发源地之一，早在100万年前就有蓝田人在此生息劳作，从公元前11世纪起，历史上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它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代表。 
       在西安，你看到的是中华文明的正宗，从半坡文明开始，这里就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西周，西汉、隋、唐等中国历史上值得骄傲的时期都以这里为都城。越老的城市越发显得傲慢。房屋、街道都是凝重的，灰调的，街道笔直宽阔，正南正北，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就好比是举止言笑都顺理成章的有教养的老派男人——那么诚实地固守着历史在它身上留下的鸿印，老老实实地保养着它的沧桑。 
   “皇帝埋两行”，意思就是说连地下的皇族也希望热闹，能看着两千年的都城变迁，死守着自己的一方黄土，想来彼此才不觉得寂寞，从咸阳机场下来一路上都可以看到很多平地起的大土堆，据说里面都是埋的皇帝。西安的城墙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都城城墙之一，感觉这是一种执着，能站立多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护着一种尊严。 
     有人说北京男人霸气、上海男人洋气、深圳男人酷气、成都男人闲气、沈阳男人虎气，西安男人该是什么气呢？我想该是暮气吧，静观待变，以静制动，老气横秋，暮气迷蒙。 
       陕西男人好静不好动，好出门不如赖在家，金窝银窝不如穷窝，在一种静态生存中苟活着。对于动，对于变，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他们属于那种一脚揣不出一个屁来的男人。大多温和善良，待人诚恳，但是言语行动生冷，有“陕西冷娃”之称。围在这样男人身边的女人，必须要有十二万分的耐心和善解人意，否则对方一句话硬邦邦的扔掷过来，武功稍微差一点的话，轻的皮外擦伤，重的吐血而亡——要让“陕西冷娃”爱上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他们一旦被熔化了，捏成什么形状就随便你了。 
      咱们老陕信奉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满足于取得低水平的消极的平衡。求稳求保险这些与现代大都市日趋激烈的竞争氛围格格不入的文化心态，仍然根深蒂固。常常看到街头有悠闲的遛鸟的中年男子，这个时候，恐怕上海或者其他城市的男人正在疲于工作赚钱。陕西男人不爱跟风，等风头过去了，他才懒洋洋的想到要跟一下，但是原来的风头已经被新风头替代了，已经用不着跟了。似乎也是由于老陕的懒，所以陕西并没有出什么大事，一直平平安安，于是这个结果又巩固了陕西人的信条，还是一动不如一静好啊！ 
      史书上说，陕西人‘哆刚多蠢”，刚到什么样，又蠢到什么样，这是对陕西的男人而言。如果把爱静的陕西男人踹急了，性子刚烈的老陕可不是好惹的。所以陕西女人都是温柔多情，绕指柔才能降服得住陕蛮子。
在西北各省中，陕西也是文化最为发达的省份，西安高校林立，人才济济。陕西男人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朴讷温厚而又爽直豪放，秦腔高亢激越，信天游悠远单纯，都反映了陕西男人的某些特点。 
       相比之下，陕北男人在陕西人中，显得更憨厚直爽，待人热情，而关中男人则暗藏了几分心计，显得有些诡诈神秘，陕南男人不象关中男人那样诡，却又比陕北男人更“精”，在为人上比较由于传统悠久，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你也有可能遇到能“谝”善道的高人。 
       陕西男人才情充沛，陕西人有一句话：“陈谷、陈糠、陈忠实；假烟、假酒、贾平凹。”文坛上的“陕军”出手不凡，贾平凹，陈忠实，路遥等人的作品虽非绝世佳作，却也颇有可观。 
      传统是陕西男人的财富，也是陕西男人的负担，它使陕西男人往往保守偏执，而现实中的落后与历史中的辉煌又给男人很大的失落感，于是自恋又自卑，才有了贾平凹《废都》中庄之蝶那样牢骚满腹而又自以为天下女人都渴望为之献身的小文人；才有了陈忠实《白鹿原》中的朱先生那样自以为得“天理”的真传而不屑于与南方文人为伍的“圣人”。像白嘉轩之类的靠皮鞭和家法来维持风纪的“道德英雄”在陕西的乡间，在落后的黄土高原也不少见。 
       陕西男人最了解历史，最最了解陕西历史，所以他们最爱说的话是“我们先前……”。以致让人怀疑，当年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给易俗社题的“古调独弹”四个字，那“古调”未必是指剧社的秦腔戏，恐怕是反映满街可闻的秦音“我们先前……”吧。陕西人最喜欢追溯各种事物的源头，而把“第一”拿到自己手里，在心理上得到某种虚假的满足。西安更不得了，是建都历史最长、建都时间最早的城市，又是中国第一个百万人口的大都会，那时候的世界，只有西安和古罗马可并称最辉煌的大城市。全球惟一呀！ ……谈到这些，陕西男人无不兴高采烈、眉飞色舞。等到下次再见了，老陕三两句话就开始说：“我们先前……”，接着再把陕西历史细数一遍，越咂摸越有味道，越有味越得意 。

        封闭内视是陕西男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嗜好。他们在历史的镜子中，反复地仔细端详自己，发现自己已经逝去的风韵，美人迟暮却顾影自怜。一千多年中央王朝的优越感，总有一种以为自己是中华文化正宗嫡传而自豪的意识，认为别人都是夷、是狄、是海派、是胡脉。高傲导致自闭，自闭又涵养了高傲。自闭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陕西男人自执、偏执、执拗、倔强，一条道走到黑，不愿根据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来调整自己的坐标，这可能是关中人“生、蹭、冷、倔”的负面表现,他们不满意自己于这种粗砺，于是有点自嘲，又想掩盖，转而成为了自负。蚤子既然飞到自己头上，也就变成好虫虫了。于是，“老陕”的称谓便带着一种自大、一种苦涩流传开来了。 
       说到照镜子，“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陕西尤其是绥德小伙子高鼻深目，即使土气的衣衫，也掩盖不了他们的英俊气质。这些男人长相憨厚，谈吐缓慢，且土得极有味道，一句话说完常常带个“呢”字重拖腔，这一拖，便拖出了温暖，拖近了情感。比如，问他身体好不好?他会说：“好……着……呢。” 
       实际生活中他们是寡言的，他们属于那种闷骚型的男人，纵使心中汹涌澎湃，面上还是波澜不惊。他们习惯用浓烈的色彩来表达他们的内心，喜欢用高亢的秦腔来喧嚣自己的感情。所以他们有造型粗犷、纹样稚拙、色彩浓烈，既简练单纯，又复杂细腻的泥塑、剪纸、年画；有曲调高亢的秦腔。他们总是讷言少语，这让他们添了一份成熟稳重的气度，女人喜欢听的几句体贴的话，他也不会说，要想听他说“我爱你”三个字比登天还难，逼急了，他说终于唯唯诺诺地“我跟你好”。 
       陕西男人的另一大特点是知足懒惰。说奇怪也不奇怪。小富即安、不思进取，大概是关中人的老毛病。60年代初生活境况稍稍比陕北、陕南好的关中农村，有一种“够吃论”思想，农民最大的理想是吃饱就成，至于吃什么和吃得好不好的问题，他们是不讲究的。在吃之上的精神追求和精神生活质量，对他们更是奢侈得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这就好像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他能够想到的最大的消费，便是去集上吃豆腐泡馍。他生气时对儿子说：“我天天去吃豆腐泡馍呀，把家产踢腾了算毬”。 
       在陕西农村常见的景象是，男人们捧了大海碗，里面装着泡馍面条，拿着筷子，走到墙根下面，三五成群蹲在一起，晒着太阳，悉悉簌簌的边吃边聊天，吃完装袋旱烟继续聊。他们满足于吃饱喝足的现状并且不想改变。在他们自足的深处是懒惰、是好逸恶劳，自足掩盖的是现代意识的欠缺。这甚至还谈不到高尚的趣味，谈不到优雅的举止，谈不到文明的教养。甚至还有一些极为丑陋的风俗习惯，使他们的许多行为，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但是，也许可以反过来说 ，正是尊严感的麻木，才使他们对种种奇怪的习惯，恬不为怪，缺乏自觉。极而言之，他们不知道生活，不知道生活还有一个内在的精神向度，在这个空间里，生活就意味着尊严，意味着知道什么是丑，什么是美，什么是粗俗，什么是高雅。 
          贫瘠土地上的闭塞与沉闷使人性中自我表现、与人交流、感情抒发等要求受到了压抑，于是人们无时不在寻求机会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体现自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喊和唱的方式就形成了特定条件下当地人的惟一选择。唱起歌来，正如“一声秦腔吼，八尺的汉子热泪流，出嫁的婆姨也回头”。
          陕西男人内向寡言，所以都用各种唱来表达情绪：送亲迎亲要唱“盘歌”，拦来的要问，送亲的要答。喝酒要敬酒、猜拳、唱酒歌。在陕南巴山地区，沿崎岖山路背运货物的脚夫要唱“报路歌”，走在前面的人要将路面情况报知后人，提醒其注意，后者也用歌声做答，既传递了信息又解乏提神。这些民歌大都如同口语，信口唱来，曲调自由舒畅。如今走进陕西，如同走进民歌的海洋，那“道情”、“秧歌”和秦腔漫山遍野，信天游荡气回肠。  
           陕西男人的大嗓门在宋代时已经闻名天下。当年苏学士以诗会友，问曰：“我与柳永何人词佳？”人对曰：“唱苏词需寻来八尺关中大汉，手持铁板唱‘大江东去’，唱柳词则要请二八佳人持象牙板唱‘小桥流水’。”东坡闻之抚掌大笑。可见自宋代关中汉子已以其雄健俊伟、充满阳刚之气而著称于世。 
        伫立山梁上小伙的歌声情发自内心，气出自丹田，音随情走，情真意切，音域起伏跌宕，直冲云端。相信不仅那小伙的心上人闻此声要登高“招一招手”，怕连过路的行人也要屏息肃立，向歌声传来的方向久久眺望：  
      “哎——羊勒肚子手巾哟，三道道蓝，咱们见了面面容易，哎呀拉话话的难。” 
      “一个在那山勒上哟，一个在那沟，咱们拉不上那话话，哎呀招一招得手。” 
       “了啦见那村村哟，了不见那人，我泪格蛋蛋抛在哎呀沙蒿蒿的林。”  
          炽热的爱情通过挚朴的曲调唱得有韵有味。那种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足以令我辈汗颜，让只会重复“I LOVE YOU” 的摩登女郎自惭形秽。